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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時報【袁紹珊】

北大的光榮傳統,在高度言論制約的現實中,不約而同成了我們的原罪。比起百年前奮力追求民主、科學,我們這些整天忙著出國、考研、戀愛,兩耳不聞窗外事的「學霸」,簡直是「五四」先行者的不肖子孫。

每年五月四日,總是特別熱鬧,手機響個不停。那是母校校慶,天南地北的校友忙著用短訊祝福。念過北京大學的人都知道,那是全中國唯一做夢卻不會被人嘲笑的地方,而且永遠有理直氣壯的歷史依託。百年前追求民主與科學的勇氣也許煙消雲散,但青春、理想、激情依然灕漫,五四運動的光榮傳統,難道就只剩下這些了嗎?

我在北大念中文系那四年,正值北京奧運前夕,世事日新,校園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天才、狂人、夢勞工紓困貸款率利 想家,我和整座城巿,每天都處於亢奮狀態。入學一個月後的某個晚上,我收到同班同學發來的手機短訊:「為響應世界糧食日,表達對校園食堂長期不合理收費的不滿,號召各位於本周六進行罷買抗議,請廣傳支持。」在我還未來得及弄清楚來龍去脈,半小時後,公安部門來電:「某某某給你發短訊了吧?還有誰參與其中?不要包庇壞人,你們念過歷史的也知道,任何學生運動都沒有好下場。」

光榮傳統成為原罪

我當時清楚意識到,那將是我人生中一個關鍵時刻,我的行動將決定我未來的價值觀和人格。我思考兩秒,拒絕把任何人供出。在一個以深厚學生運動傳統揚名的高等學府,試圖與世界接軌、正視糧食價格議題、非暴力抗議,我不覺得這件事情中有誰特別「壞」。我一方面驚訝於電子監控的迅捷,同時對宿舍走廊高雄個人信用貸款 上,同窗們毫不猶豫供出「主謀」的行徑感到震驚。

那一刻我頓悟了,「五四」對許多人而言,不過是歷史上熱血沸騰的專有名詞;到了北大──「五四運動」發祥地及「新文化運動」中心,「五四」台南房貸成數 仍有無孔不入的影響力,依然是某種現在進行式。這裡至今仍囤積著各種思想的炸藥,而「五四」的前車之鑑,只會讓任何學生運動的火花被更謹慎迅速處理掉,更不用說校內流傳以久的傳說──數之不盡的監控鏡頭對準以張貼大字報聞名的三角地了。

北大的光榮傳統,在高度言論制約的現實中,不約而同成了我們的原罪。比起百年前奮力追求民主、科學,主張各種思想兼容並包,敢於疑古和挑戰傳統,我們這些整天忙著出專案融資 國、考研、戀愛,兩耳不聞窗外事的「學霸」,簡直是「五四」先行者的不肖子孫。為了逃脫這樣的道德負荷,我們把自己打造成精緻的利己主義者,推說生逢盛世,對民主科學的渴求不切實際,讓自己成為那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,繼而讓國家富強、人民小康,這才是青年當下需要把握的關鍵。

知識分子進退兩難

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「關鍵時刻」,諸如法國大革命、明治維新,其輻射力量之巨大,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思想、文化及歷史進程來說,「五四」正扮演著這樣重要的角色,從未間斷地為百年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提供方向感、道德基礎和原動力。探討「五四」留下的精神遺產,幾乎成了北大人乃至中國當代知識分子,一生不可擺脫的課業。

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中,也似乎只有「五四」如此聚沙成塔、海納百川。對「五四」的不斷反思,促使各個領域的知識分子,為回應西方文化挑戰、探索中國新文學的發展、徹底檢討傳統文化、探討「理想大學」的定義,乃至知識分子的責任和自處,各自尋找可能的出路。一方面,向工農兵學習的陰霾尚未完全散去,中國知識分子依舊處於社會的邊緣化位置;另一方面,隨著互聯網發展迅速,社會渴求意見領袖,公共知識分子方興未艾,微博「大V」以至草根網絡紅人,已發展出一套新的經濟模式,左右著文化潮流的動向。

2016創業貸款貸款資訊 預借現金 在這樣的背景下,知識分子進退兩難。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和北大的班主任聊天,剛好那陣子臨近五四紀念,他突然語重心長叮嚀我:「一般人受了專業培訓,畢業出來只是技工、專業人員;我們不同,這裡的專業訓練,台中機車貸款 土地貸款蓋房子 公務人員貸款率利最低銀行 >新北市汽車借款免留車 台東身分證借錢 a公教貸款利率比較 宜蘭小額借款利息低 >彰化機車借貸 是要讓我們成為知識分銀行房貸試算 子──記住!終其一生,也要以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要求自己。」

責無旁貸的獻身精神

我原以為這種教誨已經烙印得夠深了,沒想到畢業多年後,在大陸一個當代詩歌的講座上,講者問在場人士誰自視為知識分子。五十多人的講堂中,不乏博士、大學教授、資深出版人,半空只有我那隻在遲疑中低舉的手。主講者免得我難堪,當我這個澳門人不懂國情,假裝沒有看見,直說:「任何人──包括我在內,至今都不敢自視為知識分子,唯有到達極高的社會和道德要求並長期付諸實行,才配得上知識分子的稱號。」對知識分子身分的無限期延宕處理,在大陸十分常見,很可惜,這種高度自省,更多是由於仍活在文革式的惶惶不可終日當中。

不難發現,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期許,有一套預設標準和學習楷模,春哪家銀行信貸利率最低 秋爭鳴、魏晉風骨、隋唐俠客,乃至百日維新,都不是他們汲取精神能量的源泉。與當代相比,「五四」先賢全方位的力圖革新,元氣淋漓的自由表述,責無旁貸的獻身精神,為人稱道的行動力,讓中國歷史上,罕見地出現一分入世的、當仁不讓的愛,就連陳獨秀當年在北京前門鬧巿散發的《北京巿民宣言》,如今讀來仍然激昂:「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,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。」「五四」沙石俱下的大辯論,輻射至國家、國學、語言、社會、人權乃至愛情婚姻等多個維度,至今詰問著當代知識分子挑戰和解決問題的勇氣。

有趣的是,「五四」之所以年復一年地紀念、挖掘、探問,正正由於官方、民間與精英知識分子對「五四」理解的不斷變異,「五四」言說至今所隱含的巨大而微妙的政治風向、文化思潮及道德陷阱,以致每一代人在詮釋「五四」時,都無可避免地融入自我的渴求、疑惑和答案。

未竟的文化實驗

我的論文導師、北大教授陳平原對「五四」的分析,尤其透徹,他指出:「大陸談『五四』,那既是歷史,也是員林貼現 現實;既是學術,也是精神。而台灣談『五四』,基本上屬於『懷舊』,沒有那種『壯懷激烈』的感覺。最近二十年,海峽兩岸在如何看『五四』的問題上互相影響。台灣影響大陸的,是對激進主義思潮的批評,尤其不滿五四新文化人對傳統文化的批判;大陸影響台灣的,是新文學不僅僅屬於溫柔且文雅的徐志摩,必須直面魯迅等左翼文人粗糲的吶喊和刻骨銘心的痛苦。」

兩岸四地文化和歷史語境有別,對「五四」的態度也迥然不同。相對於港澳強調「心繫家國」,台灣著重「文化懷舊」,重視「整理國故」,與胡適一直堅持用「文藝復興」稱呼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異曲同工。相反,「五四運動」債務協商機制 與當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緊密掛鉤的情況,在大陸則非常明顯。

正如義大利學者克羅齊提出的著名命題: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。」「五四」意識在兩岸四地的變遷,本質上是當代中國史的部分縮影。由原來「打倒孔家店」,「內爭國權,內懲國賊」,請來「德先生、賽先生」的普遍認知,到回歸前開始接受中共定義的「愛國、進步、民主、科學」,再到港澳回歸後,頻繁出現的四地交流活動,側重「尋根、抗戰、中華傳統、民族團結」,大量由民間發起,讓人啼笑皆非的所謂紀念活動也相繼出現,諸如「熾」世代文化祭、「五四」青年保齡球健身強國比賽、「五四」青年煲老火湯給獨居長者行孝等。

港澳人對「五四」的樂觀情緒到底從何而來?難道我們和台灣民眾一樣,對「五四」的淡忘,源於已經跨過渴求民主和科學的時代?我想答案是否定的。縱觀許多香港「雨傘運動」的思想論述,除了橫的移植印度聖雄甘地的非暴力負債整合協商 抗爭理論,也縱的繼承了部分「五四」精神,探問抗爭的合法性和民主制度的可行性。

「五四」巨大的精神遺產,並未為一人一地一機構所獨攬。「五四」的光環,不只屬於北大,其影響也不止於二十世紀;既然如此,當代兩岸四地的知識分子,唯有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保持入世的勇氣和態度,才有可能完成「五四」未竟的政治和文化實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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